□傅淑青
2003年的除夕夜，母亲给我包了个50元的大红包。她说：“囡囡，你10岁了，该自主支配零花钱了，这个红包归你保管，要怎么花、花到谁身上，都无需请示、汇报。”往年，母亲的红包只有20元，且过完大年初一，要原封不动交还，待到开学，再给我买文具。
我郑重地接过红包，数了数，里面有5张全新的10元纸币，泛着淡淡的油墨清香。这是母亲特意去银行兑的，还是5个连号呢！我第一次拥有这么大一笔钱，兴奋地一张张捻开，又一遍遍叠齐。因生怕母亲反悔，我不断确认：“真是给我的吗？真可以随便花？”那年除夕夜，我像只聒噪的小麻雀，得意扬扬，逢人就炫耀，我长大了，可以自主理财了，连春晚都没心思看了。
我把红包小心翼翼地揣进新衣服口袋，时不时掏出来看，睡觉都舍不得离身，要把红包紧紧压在枕头底下。半夜解手，也不忘在枕头下摸一摸。
我像个小大人似的精打细算着。买一盒摔炮、买一张《还珠格格》贴纸、买一个红色发箍、买一盒比巴卜，嘴里嚼几下，一吹就是一个大泡泡。等到开学，再买一个三层的铅笔盒和英雄牌的钢笔。可一走到小卖部门口，我就舍不得掏钱了。我执拗地认为，只要纸币不拆开，我的快乐就会一直延续。
正月初五，大姨、小姨、舅舅带着4个表姐妹来拜年。孩子多了，我家像炸开了锅。十来岁是猫狗都嫌的年纪，大人赶我们到院里玩。跳皮筋、跳房子、丢手绢、弹玻璃珠、捉迷藏、翻花绳……除了吃饭被大人强行拽上餐桌，我们一整天都在跑跳嬉闹，玩得暴汗淋漓，一个个都脱去外套和毛衣，只剩一件贴身的棉毛衫。
下午4点左右，吃完点心的亲戚陆续散去。傍晚的风吹来已有些凉意，我帮母亲收拾完院子，重新穿上粉色的棉袄，习惯性往口袋一摸，里边空空如也，红包不知去向！
我发疯似的在家里和院里找，桌凳下、卫生间、厨房里、墙角边、桂花树下……哪里都没有。我甚至捏着鼻子，把垃圾桶里的垃圾都扒拉出来了。我想破了脑袋，就是想不起红包何时丢的，丢在了哪里。我跟自己怄气，又好像与全世界为敌，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水泥台阶上抹泪，把头深深埋在膝盖中间。不论爸妈怎么劝，我就是不肯开口说一句话。虽已过立春，但南方的天依然很冷。夜色浓稠起来，早春的夜风裹着寒意，不断加大马力。我像生了根似的，一直坐到晚上9点。第二天我发起高烧，迷迷糊糊中，还在念那只丢失的红包。
后来，我收到过无数红包，有考学的祝福、有入职的期许、有乔迁的贺礼，单位也发过数额不小的年终奖。我收的红包越来越大，红包壳也越来越厚实、精致，可再没哪一个像2003年的红包一样，能让我揣在怀里日夜珍视。那个红包是我迈向成长的第一步。许多年后才明白，我不是为50元钱遗憾，难过的是丢掉了第一次被赋予自主权时沉甸甸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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