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过去，曾经的“城”已然不存，横亘绵长的溪塍也已经失却昔日模样，就连它拱卫过的义塾也已被岁月无情抹去，唯有洗马塘自然村内怡和堂的“两朝义学”牌匾和宗谱里的记载，见证着一段历经四世三朝而百折不挠的坚守。
蒋沐何以会创办横城义塾？根据家谱记载，此事和其父亲蒋元广有关。蒋元广善于理财，为人侠义，虽以捐官方式获授迪功郎从九品虚职，但他天性恬淡，以教育子孙为要事，意欲办学并免费招纳弟子入学，惠及一乡子弟，但此事未付诸实施即去世。富于才干、倜傥尚义的蒋沐决定继承父亲遗志，于宋景定元年（1260）建造义塾。蒋沐还邀请当世理学大家、淳安籍状元方逢辰主师席，方不仅欣然应允，还为义塾题字“开塾宏教”。
次年春，方逢辰扁舟泛雪而至，为横城义塾制定了塾规，创新教法，“每旬九日读圣贤书，讲明穷理，正心修身；一日学习科举业”。方逢辰将前者视为“本”，而视后者为“末”，认为治人之道远比科举之业更为重要，以此教学之法可达本末兼顾之效。在此前提下，每旬还要举行课试，上中旬考本经，下旬论策，每次试10人，取前三名给予奖励；每月还有模拟科举考试的“拟试”，前三十名不仅奖励钱帛书籍，还效仿唐代进士“雁塔题名”之举，获“砻石题名”之誉，仅3年题名者就达685人。
在视科举业为教学核心的宋代，方逢辰的这一规定可谓“拨乱反正”之举。不仅如此，方逢辰还借鉴白鹿书院学规，梳理出朱熹所录先贤格言，明示于学斋、公堂等；又仿蓝田吕氏乡约，围绕“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救”，在东西厢房明示修身处事之道，引导学生成为谦谦君子。这些内容都被刻于石板之上，置于屋内。
横城义塾对于生源不作限制，但制定了严格的筛选程序：学子刚入学时为“陪供生”，通过德业考试后转为“行供生”即正式学生，可以享受免费食宿，蒋沐为此每年划拨一万贯田租作为义塾运营经费。因此，横城义塾虽为一乡之塾，但不远千里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柳贯、陈一中、吕应焱、吴龙朋等大儒也先后前来执教，蒋氏子孙由此广闻博见，才学兼优。
宋咸淳六年（1270），蒋沐为奸相贾似道所害，贬至岭南，居庐陵，义塾遂废。元至元十五年（1278）蒋沐归乡后，在祖居3里开外的南溪之上建别业以安置幼子蒋吉相，又将义塾残构迁至溪东建造城南精舍，以图恢复义塾旧观，其址即在原南溪啤酒厂一带。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城南精舍竣工，蒋沐却遽然去世。年仅11岁的蒋吉相在母亲郭氏与兄长扶持下，支撑起城南精舍事务。但他在成年后赴京城供职，后担任谷城尉，城南精舍又废。蒋吉相去世后，其长子蒋元于元至治二年（1322）在城南精舍南面的黄金坞重建义塾。黄金坞，今属安儒村，在安儒村北面、南溪村东面。
蒋元为元代大儒许谦的高足，他自主师席，重聘方逢辰任教，宋濂、王袆、高明等名士皆慕名前来求学，黄溍、陈樵、胡助等往来其间，门人弟子填其室。为追念祖父与父亲的办学功绩，他多方收集镌刻义塾学规的石板，在义塾附近的东冈建怀远亭，将石板嵌于墙内。
元至正四年（1344），蒋元去世，其长子蒋伯康奋然继任塾主。此前，因义塾被大风所毁，蒋元将其迁回洗马塘。蒋伯康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授教生徒数以千计，成材者甚众。此期的横城义塾因历元、明两朝，声名卓著，明代开国元勋刘基为其题词“两朝义学”。
义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蒋德鱼幼年时曾听老人家言，东起洗马塘边的双喜桥，西至上朱村外，北起义乌到东阳的官道，往南至凤仪自然村的望儿桥一带，都属于义塾范围。相传，学子前来义塾求学，过了望儿桥就要换上统一的服装，类似今天的换校服仪式。“很小的时候我们还知道义塾有口方塘，蒋伯康用石板铺底，称为石板塘，塘的前后筑有水阁。”后来蒋伯康又在此塘周边辟园圃，植花木，建以亭台楼阁，统称龙谷精舍，又名横城别墅。根据家谱记载，这些亭台包括净香亭、春晖堂、安乐窝、爱日轩、友怡堂，宋濂、黄溍、陈樵等当世大儒均为之作记、赋诗、献序。宋濂不仅曾在义塾求学，后来还与蒋伯康家族有姻亲之谊，往来密切，其所作《东阳马生序》中所言“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尽烈风，大雪深数尺”，就是对他赴横城义塾求学场景的写照。
但这段关系也为蒋氏家族带来没顶之灾——明洪武十四年（1381），因宋濂的长孙宋慎受胡惟庸案牵连，蒋氏族人恐受株连，将谱牒分为“晋陵”“弋阳”两郡，蒋沐一支称为“晋陵”，此即蒋沐后人改名为“晋陵洗马塘蒋氏”之缘由。随着风声日紧，洗马塘蒋氏族亲弃产外逃，义塾就此停办。两年后，蒋伯康谢世。正统七年（1442）八月，义塾遭受洪灾，房舍湮没，历经四世三朝的横城义塾就此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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