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阳地名的来历，完全可以打一场纷纷扰扰的“口水仗”。“历史上我们足下的这片土地曾经叫吴宁。”张忠鸣介绍，东汉兴平二年（195）析诸暨设吴宁县，隋开皇九年（589）又废吴宁入诸暨，分五乡入乌伤（义乌），吴宁县先后存在394年。“吴宁这个地名，带着会稽山文化的印记。吴宁县在会稽山的南端，是古越国的大后方，远离海侵、战争，是片安宁、繁华之地，适合部落生存发展、人类文明成长。”张忠鸣认为，正因如此，东阳境内才会遗存众多土墩墓。

　　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分会稽郡为东阳郡。东阳之名，缘于其位于濲水（衢江）之东、长山（金华山）之阳。当时的东阳郡地处浙中金衢盆地，管辖范围向东可延伸至今天的东阳、磐安，向西则囊括了今天的衢州。唐垂拱二年（686），以废吴宁故地及义乌东冲要地设为东阳县，隶属婺州。东阳从郡名成为县名。而东阳郡则改为婺州、金华府。因此，东阳的地名，带着鲜明的金华山文化印记。

　　随着本世纪初浦江万年上山文化的发现，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会稽山文化还是金华山文化，都深受上山稻作文明的滋养。“如果抽丝剥茧、精细刻画，我们可以说，上山文化时期是东阳文明的起源，会稽山文化时期是东阳文明的发扬，金华山文化时期则是东阳文明的定格。”张忠鸣认为，万年东阳文明史，东阳先后接受了上山文化的影响、会稽山文化的润泽、金华山文化的熏陶。

　　上山文化的稻作农业、石器陶器、村落定居三大文化形态，至今仍可在以东阳小鹰山遗址为代表的众多新石器遗存中找到证据。会稽山文化中的古越文化，除了让东阳人“民朴而勤”“不轻去其乡”，还让其在骨子里好勇尚气、争强斗胜、峻烈轻死，催生了宋代东阳5位武状元、明末许都“白头军”起义、北伐时期的名将金佛庄等铮铮铁骨。会稽山文化中的大禹文化，在东阳境内留下了众多大禹治水相关的地名，更培育了东阳人不畏灾难、人定胜天的精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东阳先民运用大禹“疏导治水”“高高下下”“钟水丰物”等办法，于东汉建造了洲义堰，唐代修建了都督堰、富民堰，元代建成了南溪堰，明代修筑了环清堰、灵坦堰等，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的横锦和南江水库，更是大禹精神的当世写照。而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为特征的勾践文化，则深刻地启迪了处于“四塞之地”而无交通便利也无资源禀赋的东阳，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精工善艺、无中生有，大气包容、走南闯北，催生了众多优势产业集群。

　　“东阳隶属于会稽山文化圈期间，会稽是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吴宁是会稽山文化圈的核心成员。”张忠鸣指出一个细节——隋开皇九年（589），当时从诸暨分立独设的吴宁县，又被并入诸暨，从东阳郡复归会稽郡，主要原因可以视为接受先进文化的洗礼，因为当时的金华、衢州一带还未得到有效开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东阳人厉文才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贞观进士。

　　公元686年，吴宁复县，改称东阳，从此东阳文运开启，人文兴起。唐宋以来，浙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会稽转移到杭州，金华的优势逐渐彰显。此期的东阳，深受金华山文化圈影响，孝义文化、教育文化、百工文化成为东阳显性文化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