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柏松

　　以前熟人见面，总是问：“食过咪（没）？”被问者答：“食过嚯（了）！”万一对方答“还没”，那问话的就会说“到我啦侬（家）食食扣”。做客，桌上的菜和锅里的饭是不能吃光的，否则主人会很尴尬，觉得供给不足，不体面。先结束用餐的，得打招呼：“唔那款款昧食（你们慢慢吃）。”主人家赶紧说：“食饱咪？否要客气。”

　　稻花王中王，余花皆嫔妃。

　　粮食问题是人类的千古难题，因稀缺而金贵，对肚子的问候，才会成为一种亲情关怀，融入文化基因。

　　对粮食的记忆，始于五六岁时。阿姐到上陈村读初中，带上六谷粉，用泥钵头蒸六谷糊吃。常有同学开饭找不到自己的泥钵头，到年底，食堂前的水塘干了，意外现出一大堆泥钵头。在粮食最困难的1962年，多数人家把榨完葛粉后的葛根渣掺六谷粉烤饼，因此我最期待的是能吃上没掺葛根的“白饼”。周末，阿哥从学校带回加了糖精的六谷糕，划成菱形块分着吃，味道赛过糖饧。

　　计划经济年代，外出吃饭得用粮票。吃商品粮的发粮票，根据工种轻重，每月24到30斤不等。当时大米价格每斤0.137元。农村生产队有定粮，大人一年400斤口粮，孩子最低100斤起。口粮包括大麦六谷稻谷，都是带壳毛粮，100斤稻谷能出65到70斤大米。1965年以后，大多数家庭能够填饱肚子，条件好的，一天一顿米饭两餐六谷。条件差的，一天三餐食六谷，六谷羹、六谷饼、六谷叽（疙瘩），变换花样。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集市的六谷每斤卖0.38元，大米只有0.35元，因为1斤六谷至少可吃两顿，1斤大米烧成饭，小伙子三口两口就扒到嘴里了。山区农民挑米到巍山换六谷，以满足一家全年的口粮。

　　那个年代缺油少荤，饭量也大。我当兵时连队两只大锅煮220斤粳米饭，一百六七十个兵风卷残云，吃得连锅巴都不剩。有些账，不算不知道：那年代，起早落夜干一天，生产队五六毛分红，不够买2斤六谷。现在六谷当饲料，百来块钱一担，给人家做一天小工，可以挑回一大担六谷。以前生产队5斤番薯抵1斤口粮，上个月去上卢集市买番薯，每斤4元，1斤番薯抵3斤多六谷。以前菜当半粮，农村没有花钱买蔬菜的，现在每斤籼米卖两三元，时鲜蔬菜卖到四五六七八九元。

　　现在的孩子，多为吃饭磨叽挨训。我们小时候，常为嘴馋偷吃“食柴”。放学回家，把手伸进饭篮抓一块冷饭团塞嘴里，特好吃！放牛拔草时，看到人家种的桃子枇杷橘子香瓜菱角茭白西红柿，不管熟的生的红的青的，我们最早尝鲜。偷完田里偷家里。有一年初夏，相框后面的板壁上流下黑乎乎的稠酱，大吃一惊，猛然想起去年家里榨红糖时偷偷用纸包了红糖藏在相框后面，忘记了，天热了，融化了。最恶作剧的是偷吃“斤头”。那年代人们礼尚往来拎“斤头”，内装桂圆荔枝等干果或白糖红糖。过完春节，母亲常把斤头藏在谷柜里，防潮防鼠也防我这只“二脚猫”。我在家没事就到处找吃的，打开谷柜，对着几个斤头反复研究，干果斤头不敢动，解开包不回去。看着小巧结实的白糖斤头，忍不住在角上撕开一点点，抖出一些白糖尝尝，整理一番原样放好。偷食也上瘾，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最后把那个斤头吃得稀松塌角，母亲很生气，可因祸得福，因为那个斤头再也没法拎到别家去了。

　　1981年秋，东阳分田到户，农民第一次为自家种麦子。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第一个“三农”改革一号文件，翻开了粮食生产的历史篇章。当年，多数农户惊喜地发现谷柜不够用了，再也不用为吃米饭还是吃六谷纠结。慢慢地，外出不带粮票也能吃到饭了。1993年4月1日，计划经济年代的一号“图腾”粮票进入博物馆。2006年，交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取消，农民反而懒得种粮了，一年三熟水稻改成一年一熟。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到十年，挪威、加拿大的海鲜坐着飞机上了中国普通百姓家的餐桌。现在，过年不再用准备年货了，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超市，想不出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食过咪？“食饱喏！”可以进入“非遗”词典了。

　　参加婚宴，看到服务员将满桌剩菜倒入泔水桶，总会浮现出当年母亲吃完六谷羹后，先用舌头在碗的内沿舔一圈，然后弯起食指将碗底刮得精光的情境。“钱是自己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的。”——忘了谁说的，可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