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尚且稚嫩的十七岁的时光里，我在寻求一个解法，只为回答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呢？

　　那时盗窃案正起，在不翼而飞的笔的空位上，在不胫而走的笔记本的残影里，在惊讶、愤怒、悲哀的狂潮中，我窥见他嚣张的踪迹。受害者随时间推移增多，闲谈话语都暗藏不甘。

　　“笔太不显眼了，监控也翻不出来……”

　　“我的笔记写了满满一本……”

　　“他不可能承认的。”

　　我承认，我的愤慨事出有因。早在懵懂的年纪，这种弱势一方的无奈便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一度是无解的难题。幼儿园时与朋友关系甚好是美好童年的见证，十二岁时往事重提流言四起便是天真无邪的尽头。

　　“有害垃圾！”

　　哄笑。

　　“你真的是……”

　　“有害垃圾！”

　　我申诉、控告，在父母师长面前痛哭流涕。谁传播的谣言呢？谁会相信这么荒谬的言论？既是不信，他们又为何哄笑？为什么他们一个个看着那么快活，而我以泪洗面呢？怎么办呢？用谣言回击吗？

　　当盗窃犯锁定时，占据我心头的不是释然，而是愤怒。那么多心痛，那么多酸楚在他身上毫无痕迹。与我们相比，他多么快活自由。没有证据，他有了新的笔和笔记本；没有证据，他依旧是个阳光开朗的好学生。偶遇时他的微笑问好显得那么讽刺。而我和我的同伴不得安宁，在老师面前控告申诉，监控室里来回翻找，绞尽脑汁回忆每一个细节，追捕每一个破绽。那一刻，我的世界似乎定格，他的桌子上明明白白放着他的罪状，我站在一旁，什么也不能做。怎么办呢？

　　无可否认，偏激的想法一度占据我的心头，一如无解的问题对上同样无解的答案。我大可以大肆宣扬他的行迹，反反复复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我大可以趁清早的昏沉寂静，翻开他的书包，扯开他的笔盒，寻找我所丢失的东西。我甚至可以站起来当着同学的面把他大骂一通，以教众人窥见他的肚肠。

　　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这是阻止我过激的唯一念头，但我的同伴显然不是因此镇静。我见她在各处停留，与其他丢失东西的人交谈。我原想那是些抱怨愤慨的话，后来才知她在了解作案的所有细节。这令我吃惊了一阵。在她下课的短暂失踪间，在她四处询问打探的奔波里，在她守口如瓶，以免打草惊蛇的谨慎里，我瞥见她与我如出一辙的不甘，又有我从未想过的，隐隐牵制住我却未曾明说的坚守——坚持一种原则，不曾动摇、无言静默的原则。

　　即便是迫在眉睫的时间限制也不曾停下我们到监控室的脚步。穿过如往常一样熙攘的人群，穿过或喜或忧的感慨叹息，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的曾经的愤恨驻足停留，没有人为我义薄云天的正义感和简单粗暴的风范喝彩；路过他云淡风轻的笑，显然他不曾为我的怒火灼伤；路过他凭老练手艺“赚”来的崭新文具，他也断不会为几点传言恐吓击倒。

　　无解的回答也是无解，固如磐石的障碍不会因此而裂，积年累月的心结不会因此而解。

　　“听说了吗？就是他。”

　　“听说他初中就偷东西被抓过。”

　　“那可真是……”

　　远非我想象中报复的快意，途中听说这些话语并未在我心中掀起多少波澜。不知是哪位受害者或旁观者所发的牢骚为人所知，不知其中有多少包庇和夸张。我曾希冀这些话能戳穿他的面具，又唯恐同样毫无根据的轻信再次将矛头对准我的心脏。

　　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怎么办呢？

　　停下。

　　我如今只庆幸那或慷慨激昂或盲目恶意的言论中，未来得及出现我的声音。在同伴的静默中，在沿路的细雨里，在一如既往静默的鲜有人至的路上，我想我找到了解法。

　　监控里模糊的身影摇摇晃晃。我依稀辨认出他轻快的身形，那从前时常是我愤怒的火引。我知道他手上的纸笔并非己物，知道我辛苦手写的笔记可能葬身其中，而怒火并未上涌，被平静的情绪取而代之。甚至连平静也说不上，我只看到他行云流水地，第三遍放书拿书，再起身时，怀里那摞书多了一道白边——那是我的笔记本。

　　“找到了。”

　　历经十七年时光，我寻到了那个解法。

　　高一（16）班 顾茜琳

　　指导老师：卢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