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另有各种文章4500多篇，这是苏轼留给后世的巨大文学财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张玉海选取的10首诗词，多是大家耳熟能详之作。每首诗词他都无稿背诵，还以书法演绎，带给听众“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至美享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苏轼首次来浙江任职时，为杭州写的最脍炙人口的诗作。这一年苏轼37岁，因为据实奏报王安石变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他被诬告弹劾，从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任上贬为杭州通判。作为反对熙宁新法的少壮派，苏轼却要在杭州执行新政、推行新法，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公事湖上了、画船听雨眠成了他的常态。这首诗被视为杭州最佳“广告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玉海感叹，“江山文人捧，堤柳尚姓苏”，再好的风景也需要文人宣传，杭州成名离不开苏轼的精心治理，更离不开苏轼的疯狂“发文推荐”，用一篇篇诗词为杭州点亮了“在看”。但他也指出，从水光潋滟的晴好风景到乌云翻墨的天气骤变，苏轼其实是在表达命运的拨云弄雨和世事无常。
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熙宁七年（1074），苏轼调任山东密州。次年正月二十日，他忽然梦见了去世十年的夫人王弗，写下了千古悼亡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在此之前，因为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宋神宗已经权罢新法，准了王安石辞去相位，但在激烈的党争之下，朝廷人事变易频繁，局面纷乱难挽。在愁苦难寐的情境下，作为“最长情的丈夫”，苏轼既担忧政局又心疼百姓。直到熙宁九年（1076）中秋，他与僚友饮于超然台上，度过了到密州以来最快乐的时光。欢饮之际，不由得想起在济南的弟弟苏辙，于是有了被奉为中秋词绝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全词既慷慨激昂又深沉隽永，特别是以月之圆缺寓意人之离合，充满人生哲理。而苏轼对亲人的至情长情，也在这两首词里得到了充分流露。
密州任满后，苏轼又先后知徐州、湖州，尤其在徐州任上，他发掘煤矿、抢救水灾，政绩斐然，被百姓称为“苏徐州”，秦观为此投诗往见：“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而在湖州任上，他迎来了人生最大的劫难“乌台诗案”，于元丰二年（1079）贬谪黄州，正式掀开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篇章。这一年，苏轼45岁，正值人生黄金时期，却被放逐到江城蛮瘴之地，这种无情的摧残，给了他最无助的压迫和痛苦。初到黄州的苏轼寄居佛寺定惠院，心如惊弓之鸟，惶惑孤独，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才溜出寺门在附近走走，这种劫后余生的心理，在《卜算子》里流露无遗：“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番心境，直到后来他陆续交了朋友，辟垦东坡，才找回克服颓唐的勇气。到黄州的第二年（1081）中秋夜，对月独酌的苏轼面对节序带来的时间流逝，作词《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在这般凄惨的处境中，他依然不忘北望中原，期待有朝一日能离开黄州，实现理想抱负。
元丰五年（1082）在黄州，苏轼还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儒家的人生观，以奉事君父为最大责任，然而苏轼此时被弃荒远之地，九重宫门已深不可攀，父母坟茔又远在故乡，两首寒食诗是十足的人生哀鸣，读之令人流泪。张玉海从分析《寒食帖》的书法艺术入手，解读苏轼把冲和平静的态度隐藏于跌宕起伏、气势奔放的笔触里，实为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宛转沉吟。
在黄州的生活无疑是穷困潦倒的，但苏轼自有生命中的长明灯——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使得他处患难而不戚戚。
写下《寒食帖》前的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去郊外物色田地，向老农讨教种稻经验，归家路上突逢大雨，他在雨中照样安步徐行，到家后即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有追求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心便永远无法平衡。苏轼已经明了：人间一切变幻无常，唯有超脱物外，才能不被痛苦的情绪所掌控。因此在雨中漫步时，他的心已无所谓晴明无所谓风雨。张玉海认为，这一刻的苏轼，已经通过哲思实现身心超拔，达到了最高境界。于此之后，他的豪迈之气与热忱之情快速回归——其实这种与生俱来的禀性一直都在，就像这年七月十六日，他在游览黄州城外的“赤鼻矶”后，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此词读来，有如万里江涛奔赴眼前，千年感慨涌上心头。在苏轼心中，不论是羽扇纶巾的周瑜，还是狼狈战败的曹操，都已发挥了历史功用，照亮了时代，丰盈了历史，唯有自己在黄州浪费生命。在伤感于早生华发的同时，苏轼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激越之情，因此才会有此杰作。
元丰七年（1084）七月，一纸诏书将苏轼调离黄州。元丰九年（1086）春天，他终于来到常州，吃上了念念不忘的河豚，写下了《题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刻的苏轼，多么希望买田于此，继续家人围坐、身心轻快的生活，终老溪山！
然而，世事总是莫测，回到京城后的苏轼有过短暂的高光时刻，但在庇护他的宣仁太皇太后去世后，他又先后被流放到惠州、儋州。直到1101年3月，苏轼才被允许归常州居住。当年五月，他乘舟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游金山寺，看到壁上仍留着画家李公麟为他所绘的肖像，不由百感交集而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李公麟昔日与其交好，“乌台诗案”后却对其避之不及。反观苏轼每次遭贬，皆由同僚见利忘义而攻击所致，其中不少是曾经的好友如章惇。真正令他心如死灰的，既是纷乱党争，也是炎凉世态！他视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大贬谪之地为政治生命的炼狱，张玉海却用杭州、密州、黄州、常州、真州五地，连起苏轼缥缈孤鸿影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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