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信出版集团《比较》辑刊副主编吴素萍
□记者 吴旭华
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揭晓，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A·罗宾逊等3位经济学家成为诺奖得主。
中信出版集团《比较》辑刊副主编吴素萍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消息，配图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达龙·阿西莫格鲁的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上下两册）》：“达龙·阿西莫格鲁获奖，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出版了这本书。”此前，吴素萍已多次在《比较》辑刊上编辑发表过这3位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信出版集团则出版了达龙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西蒙的《美国创新简史》。
从1994年大学毕业前往北京读研，到成为经济学界的著名编辑，吴素萍走过了整整30年。昔年东阳乡间天真浪漫的女孩，如今已是一副干练睿智的职业女性形象，在骤见陌生人时甚至略显高冷，但话匣子打开后，短短数分钟，她就流露出学者特有的单纯与热情，让人窥见她内心深处那份痴迷学术的纯粹、与世无争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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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做一份纯经济学理论刊物并不易。2002年，中信集团调整业务架构，改组出版社，《经济导刊》也被剥离出来。吴素萍再次面临抉择：是留在总公司从事行政工作，还是到出版社继续从事出版行业？
“虽然出版社的各项待遇不如总公司好，但是出版社成立了新刊物《比较》。”这本新经济学刊物的主编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编委都是国内的知名经济学家，但吸引吴素萍加盟的是刊物新颖的定位，“中国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我们需要对接国际前沿经济学研究成果，学习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为中国制定各项经济改革政策提供思想资源。”吴素萍说，基于以上需求，《比较》应运而生。“刊物定名为‘比较’，就是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经验，用比较的眼光去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在担任《经济导刊》编辑的同时，吴素萍参与了《比较》辑刊的筹备工作。2002年7月，第一辑《比较》面世，销量达5万多份，一炮打响。
虽然有吴敬琏、周小川等著名学者“背书”，但支撑期刊成长的依然是优质内容。为了保持《比较》杂志的高水准，吴素萍和团队成员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刻关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进展，以最快速度引进他们的研究成果，做好翻译和转化，保证了其20年来销量稳定，影响日增。令她感到自豪的是，许多读者二十年如一日，每年坚持订阅，集齐了133期杂志。就在采访前一天，吴素萍遇到了从国家某部委退下来的一位领导，“老部长说特别喜欢我们的期刊，但是新部长上任后，因为我们没给新部长赠阅，新部长就把原本赠送给老部长的期刊都拿走了。”
《比较》作为一份辑刊，是一个瞭望世界的窗口，但在吴素萍看来，它还是一种媒介，增进了她和团队与经济学界的联系和黏性；更是一个平台，搭载着各种发展资源，不断拓展团队的出版事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吴素萍带领的团队已经形成了以《比较》《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经济研究年评》等辑刊矩阵为旗舰，包含“中国经济”“比较译丛”“CIDEG文库”“新发展译丛”四个书系，一系列学术活动，外加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多维出版体系。虽然每年的出版规模不大，但在经济学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除了每年编辑6期《比较》，吴素萍和团队成员每年还要编辑出版十四五种经济学图书。有意思的是，不少书籍都能成为热点，其作者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年，吴素萍偶然看到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著作《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凭着多年积累的敏感性，她预测到此人会获得诺奖，于是决计出版此书。当时正值美国大选，吴素萍和同事给此书的中文版拟定了一个大胆的标题《美国怎么了？》。但是发行部门并不看好此书，只印刷了7000册。当年10月，诺奖揭晓，保罗·克鲁格曼毫无悬念地获奖。《美国怎么了？》一书瞬间脱销，中信出版社紧急加印，“最后这本书你猜卖了多少册？7.5万册！”说起此事，吴素萍直呼“有意思”。
这样有意思的事不只一件。吴素萍还促成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中国出版。该书专门阐述“全球不平等”问题，最初只有法文版，等到英文版出来时有厚厚的600多页，当时有编辑认为书太厚，图表多，出版工作量大不说，还可能很少有读者会看这本书，市场行情不会好。吴素萍根据自己对国际经济学界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跟踪了解，认为这是一本即使赔本也值得出版的书，因为作者皮凯蒂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后起之秀，同等水平的年轻学者也就两只手数得过来，而且这本书的标题也足以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于是坚持“高价”买下了中文版权。“没想到拿下这本书的版权后，英文版在亚马逊畅销书榜单连续两三周排第一，美国和欧州的大牌经济学家纷纷就此书发表了评论，成为一本现象级的学术图书。”吴素萍开心地说，这本最初并未被看好的书籍，在中文版出版后成为国内畅销书。
出版界人都清楚：学术书籍很难畅销。但吴素萍往往能精准“押”中选题，这离不开她的学术理性与全球视野，“《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能登顶畅销书榜单，在于当时特殊的全球化背景，随着美国和欧洲的收入差距不平等急剧扩大，互联网企业发展催生了很多超级明星企业，导致这种差距进一步加大，加上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不平等成为热门议题，也间接推动了此书畅销。”随后，吴素萍发现并力推于2018年出版的书籍《价格的发现》，也因为在其作者保罗·米尔格罗姆、罗伯特·威尔逊在2020年获得了诺奖，而使得原先印刷3000册，加印销售了2万多册。
作为女性，吴素萍自然不会忽略女性经济学者以及涉及女性的经济学理论。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的女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她主要研究女性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对女性在职场中的角色和机会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增进了公众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而在她获奖前3个月，中信出版集团推出了她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
“每年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我们都既紧张又期待，这种感觉就像开盲盒，非常刺激。”吴素萍说，之所以能屡屡“押中”诺奖作者，在于他们不仅密切跟踪经济学界的前沿研究，关注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还得益于以《比较》编委团队为基础的优秀学者资源，很多书籍的选题都是多方征询他们的建议，或者由他们推荐，“特别感谢吴敬琏老师在这个过程中的指导，包括邀请知名经济学人来华作讲座、撰写评论文章，我跟着他们学习，收获良多。”更让她感怀的是，在经济学著作相对小众的当下，集团并没有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是始终以中信所能服务国家所需，给予了她和团队成员满满的安全感、获得感。
万难加身皆辟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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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素萍走路速度极快，这不仅源于长年累月快节奏的工作，也因为她初中3年翻山越岭的求学路。在故乡南市街道高潮村大潮自然村的村校，她度过了5年快乐的小学时光，进入槐堂初中。
当时的槐堂初中没有住宿条件，学生每天放学后必须回家。从大潮到槐堂虽然有县道，但没有直达的公交车，父亲长年在外务工，母亲忙于加工绣花床品，还要打理农活和家务，无法接送。于是，吴素萍和小伙伴每天上学都步行从大潮到高城，翻越“和尚岭”到槐堂上学。这段路脚程达一个多小时，从高城上山时有台阶，过了岭头下山的路全是泥路，一到雨天泥泞难行。特别是冬天，出发时往往天还未明，履霜而行，寒意袭人，放学到家时则夜幕已降。但吴素萍丝毫不以为苦，四季变幻的美景，淳朴善良的伙伴，把这段山路变成了山阴道，洒下了汗水，更洒下了欢笑……
在艰难奔波中，吴素萍度过了初一。过完暑假，学校有了晚自习，大家只能投亲靠友在槐堂村借宿，吴素萍也借宿在亲戚家里。直到初三学校才有了宿舍，但也只能打地铺。“当时有个同学，父母在外地打工，她就成了留守儿童。有时候我会住到她家里，晚上去地里偷菜，拿回家煮着吃。”忆起这段往事，吴素萍笑称“挺好玩”。而她胆大独立的个性，也在这种爬山、借宿的生活中得以形成和强化。
作为一个常人眼中有点“淘”的女孩子，吴素萍的学业从未让父母和老师操过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时顺利考上东阳二中，后来又考入浙江师范大学。
翻山越岭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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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93年，在读大三的吴素萍面临抉择：考研还是就业？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考研也不是我主动选择，是被卷着走的。”吴素萍大学就读的是政治思想教育专业。这个专业的教学内容非常繁杂，涉及哲学、历史、社会、管理、经济等学科。专业课程的开放性，让吴素萍如鱼得水，在完成学业之余大量阅读，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快乐的3年。直到临近毕业，她才发现很多同学在备战考研。“看到不少同学平时成绩还不如我，我就想去试试看。”确实，在大学里，吴素萍依然表现亮眼，不仅获得了奖学金，而且毕业论文被评定为优秀论文。
考研的经历，在吴素萍看来也是“比较好玩”。
考研需要提前锁定专业方向，对此吴素萍也是误打误撞，“虽然我们的本科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但也开设了几门经济类课程。”吴素萍至今记得，1991年成立证券市场，系里很快就开设了关于证券市场和投资的课程。这些课程为她打开了窥探经济学的窗口，激发了她的兴趣，最终确定报考经济思想史。
当时全国只有少数高校招收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学校都要考查学生的经济学专业功底，为此吴素萍开始了疯狂自学，在经过自我评估后，她最终选择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当时，考研的专业资料非常稀缺，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给中国人民大学专业教材的编写者吴易风教授打了电话。”这番在她看来非常冒昧的举动，却获得了吴易风教授的温情回应，专门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吴易风还安排了自己的研究生和她对接，帮忙收集提供复习资料。“老一辈的教授品格真的很好，对于素昧平生的求知者热情相待。”这番暖心之举，给了吴素萍极大的信心。后来，因为复习资料失踪，加上对政治学科的盲目自信，吴素萍的政治只考了56分。忐忑不安的她再次致电吴易风教授，这位长者耐心地为她分析，认定她肯定能过关。最终，那年中国人民大学划定的政治课分数线是55分，吴素萍以1分之幸涉险过关，又凭着极高的总分顺利上岸，如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吴素萍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经济学课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也因此更充分地了解经济学思想的源流，夯实了经济学专业基础。
背水一战进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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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即将毕业的吴素萍面临人生的另一次抉择：留京还是返浙？
“因为北京户口是稀缺资源，极难获得，所以家里人非常希望我回浙江到杭州工作。为此我给浙江省政府机构投了简历，但被拒了。”恰好此时，中信集团成立了国际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经济类刊物《经济导刊》，正在招聘员工。凭着出色的表现，吴素萍被顺利录用。
入职《经济导刊》成为编辑后，吴素萍很快就展现出她的专业素养。得益于她读研期间在《中华工商时报》的实习经历，加上师长们介绍的人脉资源，她在采访和约稿、编稿等方面得心应手。其中，由她组稿编辑的“上市公司治理”主题，刊发后引发了良好反响。次年，她参与撰写的《投资基金操作指南》一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在编辑工作之余，吴素萍选择“发展房地产的新思路”“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银行业的对策”作为研究课题，开展研究工作。从1998年至2000年期间，她撰写的数篇学术论文、翻译的多篇论文，发表在《金融时报》《经济导刊》《国际商报》，内容涉及金融、经济学一般理论、企业管理、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经济等。其间，吴素萍还到美国道琼斯公司北京代表处做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倒时差，而且是三班倒，每天把经济新闻翻译成英文，供稿给《华尔街日报》。
入职中信集团的最初5年，是吴素萍成长最快也是备受煎熬的时期。“京城居不易”，微薄的收入和快速增长的房价、出国留学的梦想之间的矛盾，曾经让她无数次想离职，不过她还是坚持了下来，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做好经济学人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摆渡人”，把国外更多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引进国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吴素萍（右）和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前总理顾问、康奈尔大学教授巴苏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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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中信攻术业
客居京华三十载，如今吴素萍也已到知天命之年，“年龄越大，对家乡的感情就越浓厚。”自结婚以来，她基本保持着每两年回老家过年的频率，并关注着家乡经济发展。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和木雕红木家居产业。
在吴素萍看来，横店的影视文化产业、制造业都在努力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但是东阳的红木家具整体设计水平、品牌意识都有待提升，因为设计和品牌缺如，无法产生品牌溢价，导致产品附加值不高，容易陷于价格内卷，最后大家都赚不到钱。”她说这段时间因为装修房子，比较关注国内的家具产业，发现广东家具行业品牌意识极强，研发也很到位，许多家具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比如有个叫圣拉丁的家具品牌，就专门研发生产餐边柜，成为这个领域的头部。”为此她建议东阳红木家具行业强化品牌营销和设计研发，企业要明晰自己的产品定位和品牌战略，结合市场需求，扬长避短。
“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我始终相信市场的力量。”吴素萍说，中国的经济潜力是无限的，这些年她也走访了不少企业，“中国人太勤奋了，中国企业家太能在狭窄的空间里寻找生路了。这种勤奋加上中国企业家们的不懈努力，我觉得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而她这份乐观的前提是——在大国博弈强化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她要努力的就是继续编辑出版经济读物，用书籍链接起公众和经济学，消弭信息鸿沟，让更多人掌握运用经济学理论，迈向共同富裕。
寄语家乡风物好
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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