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平

　　近日，偶然看到了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漫画《村学校的音乐课》：窗外杨柳依依，教室环境简陋；老师拉着二胡；学生一个个张大嘴巴，忘情地唱着。

　　这不就是我读书的村小？那位老师不就是我的小学老师的模样？这幅画瞬间直击我灵魂深处，让我发出了心酸而会意的笑。

　　我小学一年级是在自己村子里读的。学校就在村口一排平屋里，土坯墙，瓦屋面，木架房。其中一间大点的作为教室，另外一间小的就是老师的房间。在教室里仰头，看不到天花板，更看不到电灯，只看得到粗糙的椽子、青色的老瓦和几块玻璃瓦。早晨或傍晚，阳光从玻璃瓦或瓦片之间的罅隙斜射下来，就像数把口径不一的手电筒。微微春风、滚滚热浪、浓浓稻香、凛凛寒气，从窗户缝隙钻进来，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沐浴着一年四季的阴晴更替、酷暑严寒。老师房间的走廊上垒着一个可放一口锅的简易泥灶台，老师一天三餐的饭就靠这个灶台炊煮。

　　陈老师是村里唯一的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胡子邋遢，皮肤较黑，身材瘦高，和村里人唯一的区别就是穿着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黑色的钢笔。不过中山装也只是上课的时候穿穿，放学以后还是得换上土布衫下地干农活。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却给乡村的孩子打开了瞭望世界的窗口。

　　那时候每周上六天课，每两天就有一节音乐课，陈老师会很多乐器，但学校里没有任何音乐器材，他就教我们唱歌。他也不教简谱之类，就是把歌曲一句一句教我们唱，然后再一段一段唱，最后是一首一首唱。我们放声高唱，陈老师挥舞着一根树枝做的教鞭“张牙舞爪”地指挥着。其实我们根本看不懂他的动作，而他也不管不顾，就这样挥下去，挥下去，直到歌曲终结。那或欢快或柔缓的旋律，丰盈了我们的内心，舒畅了我们的情感，给我们贫瘠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快乐。

　　陈老师写得一手好字，经常有乡人提着一篮子番薯来请他写字。每次开始写的时候，他总喜欢找几个读书好一点的学生，帮他研墨拉纸张。他有个习惯，每次写之前，先从抽屉里拿出珍藏的一撮发黑的茶叶，放到掉了漆的陶瓷杯里，吹了吹，用力吸一口，然后拿肥皂把手洗了又洗。看着我们不解的样子，他笑着解释：“在古代，写字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还要沐浴更衣呢！”他写的时候神情异常严肃认真，字也颇有魏碑遗风。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班上的孩子都写得一手好字。

　　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书法现场比赛，快写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少写了一个字，重写是肯定来不及了，我就灵机一动，偷偷地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书法作品交了上去，想着能蒙混过关获奖。殊不知陈老师早已关注到我，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让我坐在他的座位上，重新写了一遍。看着我写好以后，他摸了一下我的头说：“投机取巧也许能成功一时，但绝不长久。至诚以行远，至真以成人。”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四十年过去了，他的嘱咐时时在耳边萦绕，也成了我工作生活的座右铭。犹记得陈老师站在破旧的黑板前，黑色的衣服上沾满白色的粉笔灰，抑扬顿挫地讲“书，心画也，字如其人，人正字正”的样子。

　　我小时爱看书，喜欢安静，所以陈老师印试卷时经常会叫上我，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我清楚地记得，陈老师先用钢板将蜡纸刻写好，放在一沓白纸上，然后让我按住蜡纸边，他用滚筒沾上油墨一遍遍刷印。每一次印完考卷，手上、脸上与衣服上都会沾满难以清洗的油墨。不过穿着这样的衣服回家，母亲从来不会骂。

　　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村小都是这样的老师，他们的一只脚还要踏在田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加上很多老师的配偶都是农村人，他们是身上散发着书香和泥土味的一群人。

　　育苗有志闲逸少，润物无声辛劳多。也许，这些肩扛犁耙手拿粉笔的乡村教师，没有太多高深的学问，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但他们有的是对乡村后代朴素的爱心，对乡村未来的深沉的责任。他们待遇微薄，却扛起了乡村教育的旗帜，一个个学生就是他们的丰碑。他们让文明在乡村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金华师范学校录取，毕业后也成为教师。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您”。师恩难忘，我也会把他们的某些特质，传递下去，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