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论议和书》，通篇气势磅礴，行文恣肆汪洋。开篇贾廷佐就直陈观点，认为宋高宗如果听信王伦说法，偷安苟且，坚持和议，接受金人所谓的“江南诏”，则会毁坏祖宗大业，导致声誉受损，“倘委靡偷安，专主和议，信王伦之说，奉敌国之诏，则隳祖宗之大烈，虽倾三江之水，不足以涤其秽”。

　　所谓“诏谕江南”，其实是金人对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的讽谕性说法，意为江南是金国的属地，南宋朝廷就是金人的附庸。贾廷佐为此而指出，昔年富弼因为金人要求北宋朝廷“献纳”财物，以死坚拒。如今金人提出更具侵略性、侮辱性的“江南诏”之说，朝廷岂能接受？“名江南诏谕，指吾中国谓江南，以诏谕诏陛下”，这是以“江南”之称，偷换“中国”概念。宋代自建立政权以来，就一直以“中国”的唯一统治者自居。何况金人还是以高人一等的姿势，“诏谕”宋高宗，将宋高宗视为金国的子臣。“其轻辱我宋，自古以来所未有”，如此侮辱宋廷的言行，前所未有，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论和议书》中，贾廷佐斥骂王伦卖国，并分析金人归还河南其实是诱饵。河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本来应该归还宋廷，现在将此作为议和的一个筹码，意在吞并宋廷。眼下形势，金国强而宋廷弱，金人一直想吞并南宋，又何来和议基础？因此，宋朝对付金人，唯有战争。

　　为激起宋高宗的斗志，贾廷佐还举例说明：刘邦与项羽对战70次，最终以垓下之战取胜；刘秀以3000人对抗王莽百万之兵，在昆阳之战中一举获胜。战争不能单纯以多寡强弱而论，而在于是否一心主战，在于人心向背。何况，宋朝“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战，有将可使，有赋税以为财用，有人民以为依附，有人才以为任使”，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忠义之将，只要“诛王伦，拘敌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气。然后下令，决意用兵，以雪大耻，以复境土”，何愁不能收复中原！

　　《论议和书》递呈后并未有回应，相反，当年12月25日，朝廷张榜公示，称“大金”允许归还宋徽宗帝后梓宫以及高宗之母韦太后，同时归还河南故地；27日，宋高宗又奉迎金人的“江南诏”入大内。

　　残酷的现实给了贾廷佐迎头一击，悲愤难抑的他又写了《再论和议书》。在此文中，贾廷佐认为金使名义上是“以和好来”，却又“使以诏谕名”，不仅无礼，更是居心叵测。他还质疑，如果真的如王伦所说，只要接受了敌人的诏书，就可以“不振一戟，不烦一戈”，迎母兄，取梓宫，坐收故地，那么，这到底是官家德政所致、天威所致，还是朝廷多贤良之士以至于令金人害怕所致？在他看来，这三者都不具备。相反，对于“欲还故地，归母兄，纳梓宫”这样的举动，金人从古未有。事出反常必有妖，金人无非是以此为诱饵，只待日后兵锋直指，饮马江浙，到时南宋这半壁江山也将不保。

　　这一封谏书更长，长达2200多字。贾廷佐以越王勾践迷惑吴王夫差之事，类比今日金人对宋人之行径；又以冬天打雷现象，认为天意不平，劝谏宋高宗“振不测之怒，行不测之威”，学汉武帝一怒而攻打西域，周文王、周武王一怒而灭商纣王，发兵北上，大败金人，收复中原。否则，他甘愿效法伍子胥，死不瞑目，以观金人吞并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