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在安田义塾任教时长，史料并无确切记载。根据《宋元学案》《道光东阳县志》等记载，他在安田义塾期间，主要弟子有傅寅和吴葵、王奕。

　　傅寅（1148-1215），字同叔，史称杏溪先生，原籍义乌佛堂。《宋元学案》之《说斋学案》载：“说斋唐先生，讲学于东阳吴葵之家，先生之中表，因从之质疑问难，皆有援据可反复。”被唐仲友视为知音，称其为“益友”。吴葵就是吴文炳的长子。吴文炳娶义乌双林寺前傅氏为妻，因此傅寅是吴家姻亲。民国《浙江通志稿》载，“仲友高弟傅寅，葵之外弟也”，即吴葵与傅寅是表兄弟关系。

　　傅寅传承了唐仲友的经制之学，并注重践履。他曾推究《周礼》的“九等授田”之法，从《周礼》中参验社会治理的成败兴衰之故。而《周礼》正是唐仲友建立经制之学的核心依据，他的代表作《帝王经世图谱》的框架就依照《周礼》而设。唐仲友指出，如果只从礼制仪度的层次理解《周礼》，并不能认识到它的经典意义，只有“因《周官》之制度文为悟《易》之道德性命”，才能把握儒家的“大经大法”，求得治理之道即“以仁义治天下，礼为之节文”的真正旨意。傅寅深刻领悟了唐仲友“以经制论事功”的学术思想。他还精通天文地理，写成《禹贡说断》，被吕祖俭称为“集先儒之大成”，并邀其到丽泽书院讲学。

　　吴文炳创建义塾，最初是为教育8个儿子。其长子吴葵，先后跟从徐畸、唐仲友学习，俦经汇史，但他偏好游学，常借门前南江水利之便，“短棹独往，一览数州”。叶适在江淮一带为官期间，他动辄泛舟前往，“水心为之饭，问其所为，笑而不答”，叶适在席间问他前来所为何事，他也是笑而不答，颇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意趣。他与表弟傅寅相交尤厚，敬重其学问风骨，“忘年事之如师”，对待傅寅如师。“寅家贫，葵多出资用，纪理其家，相与终身，不失尺寸”。因为傅寅家境贫困，吴葵就经常为其补贴家用，后来又为傅寅买田筑室，傅寅遂定居东阳画水泉村。淳熙年间，东阳遭遇大荒，吴葵捐资救济灾民，安恬周边方圆数十里，“皆其养生而送死也”。他在通山县主簿以及湖北大冶知县任上，都以德导民，化解民怨，颇有政声。去世后，叶适为他撰写墓志。

　　另有王奕，字宗甫，《道光东阳县志》载其“明敏好学，能文章，工诗赋。数从陈同甫、唐仲友等游”。他的诗作具有晚唐风格，一唱三叹，当时的读者皆不能理解。东阳籍宰相乔行简见到他的《抚孤松》一诗，“吟赏不置”，大为推崇，当时的名人于是纷纷与其交往。

　　在安田义塾期间，唐仲友还曾前往石洞书院，留有《石洞》一诗：“流泉在石上，细路在石下。石宇闭复开，竹树邃而雅。我来不值桂壑风，月寒病骨艰迎逢。野田午后爱日烘，杖藜扶去穿谾  。霜清水落石正瘦，落叶拥径行龙钟。决流作瀑飞短虹，小阁踞坐尘虑空。萧然一笑出山去，回首峻壁纷青红。”

　　在南宋群星璀璨的学术圈里，唐仲友甘愿做个独来独往的幽人。表面“高冷”的他其实有颗柔软的心，一生视民如伤。他在离开台州前，专门拨款给当地百姓修建桐山桥，1185年此桥又被损害，台州百姓找到唐仲友求助，他捐款二十七万文，占据了修桥资金的三分之一，相当于他官职最高时8个月的工资收入。而他去世时，家中贫困到居然无钱为他购买墓地。他一生著书800多卷，与吕祖谦等量齐观，但所遗不过十余卷。面对朱熹的排挤，面对同侪的冷落，唐仲友不愿“月寒病骨艰迎逢”，而是选择了“萧然一笑出山去”。所幸，茕茕孑立的他，在安田义塾拥有了一席之地，感受到了苍凉人世的一抹温暖。这份礼遇，让学人看到了东阳大气包容的人文精神、兼容开放的办学方针，造就了东阳书院学派丛生的精彩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