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底，我问了湖溪中学王舜华校长：“中学生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校长热情鼓励我的进步要求，说明了“到了高中就可以申请入党了”。

　　1959年9月，一跨进东中大门，我即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提出了入党要求。为了共同进步，我发起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邀集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同学，学习《党章》《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一切献给党》，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艾寒松同志的有关论著。大家一边学习，一边谈理想，提出了“团结一致、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争取入党”的口号。经常请学生党员朱自流、蒋成忠、王洪法等同学给我们学习小组辅导指点，虚心接受他们的帮助意见。我省下一点零用钱，订阅了《哲学研究》理论杂志，还从旧书店买回了哲学教科书，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书籍，加深对哲学理论的课外学习，加强了自身思想修养与党性修养。

　　通过努力学习，加深了对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总纲领与奋斗目标的理解。

　　经过党组织的教育，特别是经过曾经参加淮海战役的张庆余副校长的启发教育及学校开展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我的觉悟大有提高。1959年12月12日，经张庆余副校长与韦金林老师介绍，我与陈德宝、马春娥同学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同时通过入党的还有陈复田、周伟根两位老师。入党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热情更高了。入党前夕，县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指出“报恩思想”是远远不够的，“报恩思想”仅仅是翻身农民朴素的感情。如果只有“报恩思想”，而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思想，容易成为党的同路人，而很难成为与党同心同德的人。接受了组织的教育，我逐渐克服了“报恩思想”，逐步树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雄心壮志，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思想境界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成了我的主导思想。

　　我们三位同学入党，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同学。我们的学习小组逐渐扩大，积极分子人数也不断增多。记得当时有张加木、李寿根、何依堂、韦思钿、卢万元、厉希生、朱桂花、王江新、何永仙、何济松、金韩忠、金钦新、康德良等同学都参加了我们的学习小组。记得1961年，张加木、韦思钿等同学也在东中加入了共产党。

　　我当时是班里团支部书记、年级团支书组长、学生会主席，每天晚饭后，带领宣传队，举着横幅、红旗，敲锣打鼓，到吴宁镇街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三面红旗”。

　　1960年起，我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人们吃不饱饭，粮食十分紧张，学校也不例外，全校两个食堂，一千多人吃饭，降低定量标准，实行“瓜菜代”，还是无济于事，学校党支部提出“生产自救”方针，我带头响应，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

　　我在学生会里设立了劳动部长一职，要求各班设立劳动委员。我用学校里的两头大水牛，与劳动部长一起教会各班劳动委员犁地。然后选好荒地地块，统一安排，分配各班，轮流用牛。从我班开始，先后推广到本年级兄弟班，其他年级各班，在全校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开荒造地、生产自救活动的热潮。多数班级不会用牛犁地，都来叫我帮忙。因此，不管有课无课，全校各班不论是谁叫，我便请假赶到地头，帮助犁地，开荒造地。近两年时间，全校先后造地达数百亩，种粮种菜，上交食堂，为数十分可观。地造成了，粮食种出来了，我的学业却耽误了。

　　最困难的时候是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其间，学校粮食越来越紧张，两个食堂的困难越来越大，为让师生放心，实行民主管理，学校成立了师生员工三结合的生活管理委员会。王顺清校长任主任，我任第一副主任，张庆余副校长、韦思恩工友也任副主任。生活管理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开会，广泛听取师生员工意见，分析两个食堂伙食形势，研究措施办法，审核粮、油等实物收支与经济收支。党支部、生活管理委员会决定派我下食堂，进库房。晚上夜住食堂的粮、肉、油库房。各班生产上交的粮菜肉，直接由我管理，食堂从粮油部门采购的粮油肉也交给我管理。每天清晨天未亮，我就起床给师生两个食堂分称粮、油、肉、菜等。晚上，统计核算当天收进的饭菜票。如果粮食亏了，第二天早餐六谷羹或大米稀饭就薄一点、稀一点，再加点“瓜菜代”。如果粮食盈余了，则次日早餐六谷羹或粥就加稠一点、厚一点，减菜加粮。早餐稀稠厚薄的调节工作由我与炊事班长韦思恩同志（工人老党员）负责执行。有一次，我发现粮食盈余多了，一检查，是竹制的量米罐经木棒长期反复刮后，罐口弧形磨损造成的。为使师生利益不受损害，经生活管理委员会同意，我遂决定把竹制量米罐改为白铁皮制的量米罐，确保师生能从厨工手里打到足量的米。我虽住库房，吃食堂，但坚持自买饭菜票，凭票打饭菜，从不白拿食堂一菜一饭，全校师生一千多人信任我，我必须洁身自好，不负众望。

　　由于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迟，睡眠不足，精神欠佳，这在我是常事。上课时精神不好，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听课效果。同学们晚自修，我却在食堂算账。下食堂、管库房，时达一年，学会了管食堂，维护了师生利益，同时，我的学业却荒废了不少。

　　各班生产上交的六谷蒲，我要组织人力用手脱粒，晒场，入库。六谷蒲心，由我分送给自己起伙的老师各家。养猪班杀了猪，交了肉，我把蹄髈分售给哺乳女老师。

　　学校设有初中部，初中同学年纪小，多数住宿在离学校最近的天后宫宿舍。他们中贪玩、调皮的人多，午睡时间与晚间熄灯前后，吵吵闹闹的事，屡有发生。学校党支部、教导处决定让我常去天后宫陪伴初中部男同学午睡，夜间去查床，维持秩序，处理纠纷。我与初中部同学也因此相处得很好，他们也愿听我劝告，不少人称呼我“哲松阿哥”。

　　我既为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又是师生生活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同学们生活上的困难，凡是我能做的事都要做一做，尽量做好一点。1960年冬，天气很冷，我了解到全校有10多名同学夜间遗尿，被褥湿透，臭气难耐，他们却羞于外晒被褥。我在征得总务科同意后，将这10多名同学集中到已腾空的后李宅祠堂居住，用几只破旧的大铁锅，每天加上炭火，让他们在那里晾晒烘烤湿透了的被褥。同时把这一情况通报各有关班主任。有的班主任闻讯后，专门为遗尿同学购送新席子，更换湿烂了的旧席子，多年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学校团委书记葛志堂同志长期患病，无法正常工作，党支部把本应由葛同志做的工作全交给我。从1960年上半年起（当时我还是高一学生），到1961年上半年，党支部把应征参军同学、应届毕业生、报送军事学院的同学的体检、政审工作全交给我。同学们上课，我出差，跑遍了全县乡镇，做了政审调查。学会了政审调查，上课缺席很多，学业为之又耽搁了不少。

　　在东中几年里，寒暑假我基本上都是留校的。寒暑假留校主要任务是护校与管理农田作物。每天夜间巡逻学校四处，确保学校假期平安无事。各班种的粮、菜的施肥、浇水、除草等工作也不少，都需我把所有留校同学组织好、安排好，去完成这些任务。学校周边的农田还好管，离校远的有成家里、野猫墩、一都许、麻车头麦磨滩的农地里，管起来困难不少，好在留校同学不怕苦不怕累，团结奋斗，共同努力。我的工作重在团结同学组织安排，此外还进行家访，了解同学假期生活，以及编印假期简报通讯等工作。

　　从高一到高三，我职务不断增多，担子愈来愈重，最多时大小职务有14个。白天忙不完，夜里继续干，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一时间，我成了“学生中的干部、干部中的学生”。忙来忙去，未能忙在学业上，都忙在工作上。

　　好在我班主任徐谟贻老师十分理解我、关心我，要我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健康。初中母校校长知道我在东中的情况后，专程到东中向党支部提了意见，指出东中不该只是把我当干部使用，而应该关心我的学业。

　　为了全校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为了全校一千多师生能吃饱肚子，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我荒废了高一高二两年学业，直到1961年，毛主席下达了“七三指示”，“学生要以学为主”，我才逐渐恢复了学生地位，回校上课。

　　我在东阳中学三年，职务多，工作多，荣誉也多，成了“三多”学生，什么“三好学生”“年级标兵”“全校标兵”等等一大堆。党组织信任我，关心我，为我做了新棉衣，买了新鞋。党组织的关心，温暖着我的心，我也不惜牺牲一切，为党的事业勤恳工作，努力奋斗，任劳任怨。鉴于我荒废学业太多，会影响高考成绩，学校党支部决定毕业后保送我上军事学院。

　　高三毕业考试，成绩不错，但高一高二亏了太多，高考内容多在高一高二课程，高考结果很不理想，前几届都有军校来招生，到了1962年，我毕业时，恰恰没有一所军校招生指标，我失去了保送军校的机会，也失去了上工科大学的机会，无奈被录取到浙江农业大学。

　　在东阳中学的三年，是我终身难忘的三年，是铸就了我世界观的三年，是铸就了我人生观的三年，是奠定了我人生基础的三年。东中三年里，虽然学业荒废了不少，但我开始学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思想，确立了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眼前服从长远、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在东中三年里，我培养了自己学哲学、用哲学的极大兴趣，学习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从此我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开始投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伟大事业！

　　我热爱母校东中，我难忘母校东中！

　　（郭哲松）